坠楼死亡的剖析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在mk2的journal里看到导演二人的采访，觉得蛮有意思分享一下。

想起之前有豆友评论说不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认为导演通过标题“坠楼”就把死亡定义成了自杀。但坠楼只是中文的翻译，是chute很多语义中的一种，我相信Anatomie d’une chute并不只提供这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你选择怎么翻译这个标题，或者说你接受几种翻译的可能性，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你如何在观影结束后去给这场死亡给出你自己的答案。

导演（J.T）在这里的回答说明了两个有趣的地方：一是她并没有在影片中给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准确答案；二是她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对于如何平等分配时间，找到完美的平衡和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直困扰着我们，而死亡的发生打破了这种平衡（或不平衡）以及探索的可能性，死亡即是永恒。“无论Samuel这个人物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的死亡）吞噬了所有空间，他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导演（A.H）的补充回答说，“这几乎是一场报复。” 从A.H的回答来看，他应该认为这是自杀行为，因为他所指的报复就是，利用死亡来换取绝对的空间。

所以如何分析这场chute，也许也是要留给观众自己处理的部分。

5.27 戛纳20h 场初看觉得惊为天人，6.1 在巴黎为了看导演和第二编剧的映前环节在mk2 bibliothèque 又看了一遍，不再那么惊喜，但惊艳处还是惊艳，动情处还是动情。

1. 直观感受。悬疑，庭审，都是感情戏外面的罩子。特里叶的前作都与夫妻/男女感情有关，但是«坠楼»因为有了一些外衣，使得感情故事本身的叙事比重没有那么大，表达的没有那么直接。因为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走进这对夫妻的生活，他们感情的真相，反而使得原本普通的婚姻道理，实践智慧，变得更加宝贵。是这种探索活动，解密的过程，使得剧情终于有了纵深。如果是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就没了韵味。就像导演采访中所说，不止电影中的孩子Daniel 目盲（cécité)， 庭审涉及的所有人乃至观众本身，都身处迷雾之中，在真相面前盲目。二刷发现了电影的几次点题：Samuel 讲狗狗Snoop的品质其实是在讲自己，Daniel与Marge关于真相，选择和相信的对话既是讲庭审，也是对观众的讲述。在没有充分证据时，在真相面前目盲时，如何复原（reconstitution) 真相？影片从未以上帝视角展示Samuel的死亡原因，而这也是特里叶高明之处。何为真相？如何证明？谁见证了死亡，谁又能见证爱？没有目击者，只有生者留在他人回忆里的残片。特里叶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决然的孤独：在法庭上围绕着一个永远离开的人的讨论，像一种另类的追悼：回忆着，讲述着，他人打断着，修正着这种讲述；在谈论着他，他的死亡的动机，手段……他的离开成为了讨论对象本身。然而逝者永远缺席，女主面对摄像机所讲述的，只是她回忆里他们感情的断壁残垣。庭审戏的辩方以及Daniel所做的一直是追悼，对于丈夫，父亲，家庭生活以及过去感情的追悼。公诉方的进攻也是在解构这种追悼，回忆是假，感情是假，爱是假。关于真假，电影也再点题：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师）说，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区分患者所讲是真是假。但是女主的回应又破坏了医生科学的权威性：“你来到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经历了什么？”。爱情的真不是科学的真，爱情不符合波普证伪性原则。爱情根本上讲就不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e)不是爱情的本质。

2. 画面/空间。除了显而易见的模糊和移动镜头，坠楼的摄影充满了空间性。第一幕，玩具球突然从空中落下，引起悬疑—是谁扔的球—随即才看到狗狗的身影，哦，原来Snoop是球落下的动力因。特里叶捕捉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性，寻找逻辑先后性是法官，女主家庭，以及观众在影片内外的共同使命。发现Samuel实体前（后？），房间内部的空镜；Daniel最后一次证词之前摸着顶楼梁柱的场景……仔仔细细的拍小木屋(chalet) 内部，外部，营造了一种亲密感，代入感，眷恋感，仿佛观众也是房子的主人。然而如此这般，便让人感到房主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地的深深感情和留恋。悬疑的设置在体验的层面有了意义：如此的眷恋之情和亲密感如何能与杀夫的行为相容？但如果如此眷恋，为何死者却对生者曾有如此怨怼？这便是«坠楼»深入，纠缠，缠绵的地方。层层套子：雪地，庭审，刑侦，小说情节……都是为了引人入局的手段，陷阱是男女主的家庭生活本身。

3.婚姻之谜—如何证明爱？

I chose him, we love each other, we are soul mates. But how to prove it?

男女主的争论焦点，工作（时间分配，夫妻分工），儿子（事故，照看），忠诚（肉体，吸引力）；不停的转换视角，听双方几乎矛盾的讲述，直到录音吵架戏达到高潮—“第一次”身体暴力。«坠楼» 给了我一种窥探的快感：既是窥探了一对夫妻的生活，女主几乎希望掩盖的生活真相（在录像的时候女主说希望保护-ménager- 丈夫的形象）。但是这种窥探又是被动的—虽然录像是律师让女主讲这些不要讲那些，但在庭审上，婚姻的细节却赤裸裸一览无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坠楼» 是我心中绝妙的心理戏：既有精神分析一般说出来的心理，又有没能说出来的心理；既有画面呈现出的心理，也有画面之外（之下）的心理。 最后供词之前，Daniel用雾一般的蓝眼睛久久凝视父亲的照片；女主躺下之前，镜头也略过柜子上丈夫的照片；庆功宴律师的手放在女主耳后，女主顺势倒在怀中；女主捧着他的脸，却最终也只是凝视他的双眼……最后女主，律师分别以远离彼此的方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正是回忆和心理带来的距离；一个缺席的男人“在场”了。

4. 婚姻的勇气

I want you to do child's things; I want to be a child a little bit longer.

缺乏家庭教育的我因为女主的话，突然有了面对人生和婚姻的勇气。谁不曾拥有一颗破碎的心，但别像塞林格，别只爱小女孩，不只有饮弹自杀的拥有媚俗妻子的中年男人 。也许走过再大的épreuve, 生活也不会给人récompenses, 但还能回到家里，一张床，一条狗，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 啊。你哭了......(流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 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 啊，休息啊!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

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不喜欢这部影片的原因，它是一部精心剪裁的作品，每一条叙事线索都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导演的意图也被巧妙地投射出来。然而，在观影之后，我立即感受到了一种明显的批评--影片经过精密计算，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似乎完全不存在偶然喜悦的可能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影片坚定不移的完成感让人不快。剧本中详尽无遗的细节，为制造戏剧性和紧张感而进行的精心调整，无意中束缚了观众的个人阐释能力。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昭然若揭，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电影模棱两可的神秘诱惑。从本质上讲，导演蜕变成了一个木偶师，以如此明显的技巧精心安排着每一个节拍，以至于电影的本质成为了导演无情的牵引，一步步引导着每一位观众完成叙事。

在西比勒的基础上以为是升级版朴赞郁，但还是比我看过的那部有趣太多了。对话部分都写得很爽，尤其争吵。大堆的真实：证据分析师（或者其他）的证言对比，你有一个不需要模拟演示就可以言之凿凿下判断的男的，还有一位详细分析不排除所有可能性的女性，然后男的说“that’s what you believe”, typical bullshit and you see this all the time. What they call virtue is everything men claim to pursue and they don’t see it’s there already, in women. Guess who’s the hypocrite here. Daniel以外的男性角色都先入为主相信Sandra有罪，急切地想要断罪，没有人关心Sameul究竟经历过什么。微妙的不公和盲目和妄断，男性主导社会秩序的裂缝，Sandra最后的问题像是：为什么你们建造这样一个世界？离谱，残酷、让人窒息，并且不为所动？于是又回到了这对couple之间的矛盾：你是那个怯懦、胆小、恐慌、无法前进的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噪声，痛苦：我所有的人生都在应对变化和绝望，以至于它们并不新鲜。是你不能面对你自己，被放入同样的情境就不能承受，脆弱到不知道怎么改变。be a man and solve the problem, will you?

上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夫妻吵架还是在《革命之路》，而本片中的对话比《革命之路》更加有知识分子的自觉与电影创作者的个性，句句直指亲密关系与创伤，却也句句都能安放在当代电影市场上。不同摄影机及其媒介的穿插，在电影节电影体系里倒是看到过太多，显得有些哗众取宠的同时，也是戛纳偏爱的“作者性”的印证 - 女主角从法院出来被判无罪的那场戏倒是让我印象深刻，前一场景由儿子视角切入，背景音乐是儿子弹琴的有源音乐，配合着电视机画面里记者的静音，但，观众不需要听到电视机上的记者在说什么，却能从前景的记者的神情、中景的摄影师的动作看出，是他们的新闻作品主角要出来；在法院安排的临时监护人的提醒下，反打镜头到男孩，才出现电视机画面的音画同步 - 这样的主观音效的出现（从男孩沉浸于钢琴，到在提醒下注意力放到电视画面），让我想起了《爆裂鼓手》的开场。

在这部电影中，对于电影作者来说，结果真的重要么？法庭过程非常精彩，男孩最后的、超越其年龄段的发言，让在场所有观众惊呼，而光头律师的咄咄逼人，也让观众席不断发出嘘声。影片结束，我才想起开场拍到尸体之后的一系列镜头，从楼梯，由蒙太奇慢慢移至阁楼区的三角形窗户 - 由于男主角脚下的拖拽血迹，我一度以为的确是谋杀（后来台词提到可能是死者用最后的力气爬行），而一系列的室内空镜头，似乎是女主角行凶的主观镜头的再次重现。不过，我想，如果这部电影给予观众一个绝对结局，大概金棕榈也不会给它了。